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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標題：章東磐：歷史不能成為偽科學

常有人說，歷史的車輪不會因為誰而停止向前轉動。然而，歷史的方向卻會因為某個時期人們的思想而改變。章東磐編寫的《國家記憶》，被人們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談起，不僅僅因為他擦凈了那個被塵封的歷史的寶盒，更因為書里蘊含的一種精神，足以讓忙碌奔波的現(xiàn)代人放慢腳步，開始思考。

問：在尋找那些過往“記憶”的時候，你最大的收獲是什么？

章東磐：研究歷史的時候會有各種不同的收獲，我最大的感受是西方世界對于歷史的尊重。我們的歷史研究是放在社會科學院的，也就是說我們承認它是科學，而科學研究必須以實證為基礎。每一張照片和有證據(jù)價值的文字，就好比是醫(yī)學里的切片，是客觀存在的。

科學是程序優(yōu)先的，非科學是目的優(yōu)先的。但有時候，我們的歷史研究是意識先行、結論先行的。我們常常先下結論，然后找無數(shù)證據(jù)，只要驗證有一條成立，就確認結論成立，其他不成立的實驗全當沒作過。這是偽科學的做法。

抗日戰(zhàn)爭是個很好的例子。我在自己文章里曾寫道，我們只是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線同盟的成員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勝利了，我們是站在勝利者的行列。曾經有一位名人也這樣說過：“我怎么沒有感覺到我們勝利了呢？我們在逃難的路上聽到消息說，日本投降了?！贝罅康氖聦嵰沧C明，我們在整個國土上，幾乎沒有過對日本軍隊的大規(guī)模反攻。

大家都說歷史是鏡子，但我們得找照著不走樣的鏡子來用。

問：但是真相就是真相，慢慢就會有人意識到。比如你們編著的《國家記憶》就試圖帶大家從另一個視角去回溯歷史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并試圖自己去挖掘歷史的真相，這是一種必然趨勢嗎？

章東磐：其實在這三十幾年的發(fā)展中，中國正在慢慢形成一個想要有話語權的階層，主要集中在中產階層。這里所說的中產階層不是按照政府的標準，客觀地說，在中國年收入50萬以上的人群才能算是中產階層。

更進一步來說，由于權力缺少監(jiān)督，容易導致一些政府部門天然地認為，他們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符合多數(shù)人利益的，因此不惜犧牲所謂的“少數(shù)人”，但是他們認為被犧牲的“少數(shù)人”可能人數(shù)并不少。

這種制度培養(yǎng)出來的納稅人從不關心自己繳納稅款的用途，因為我們也無從知道這些稅款的用途。

問：那么，你對制度設計的建議是什么？

章東磐：制度設計應該放在現(xiàn)實中去評估。舉例來說，我的一個朋友在澳大利亞因為超速被警察開罰單，但他自己的雷達顯示沒超速，通過法律程序，最終法庭判我的朋友勝訴，而警察方面所要承擔的是，賠錢給那一年這個小組罰過的所有超速者。這在中國是不可思議的。

問：在你看來，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中西方在制度設計上以及對待制度態(tài)度的差異？

章東磐：在西方世界，制度設計的時候，會假定人是自私的，是利己的，他們的文化鼓勵守規(guī)則的人，包括最基本的規(guī)則。比如他們在設定規(guī)則的時候，就會認定抓小偷不歸普通人管，必須是警察的責任，所以他們的教育里就不會鼓勵你見義勇為，而是鼓勵你要學會好好保護自己。

而思維模式還造就了社會管理成本的差異。舉個例子，從巴黎坐火車到德國，一般沒人查票和檢票，偶爾有抽查，如果逃票被抽查到，你的信譽記錄馬上就有污點，你的違約將導致的巨大成本，是很少有人愿意去承受的。

而在我們的長途列車上，會有很多人查你的票。因為，在我們的制度設計里，不守法的人成本低，守法的人成本反而很高，最后不守法的人越來越多。政府于是又用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彌補，而不是從制度上去調整，所以就造就了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扣著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的成本浪費。

再比如，一個外地農民到北京賣廢品，騎著三輪車在二環(huán)主路上被撞了。農民說，不知道你們城里的馬路跟我們村不一樣。那這是誰的責任？是政府的責任。政府制定一個規(guī)則，就必須接著設定一個方法，讓所有外來的人都知道這個城市的規(guī)則。但是我們現(xiàn)行的制度里卻是，讓守法的機動車承擔責任，守法不免責，那誰還守法？之所以會造成這種情況，是因為一些政府部門是從自己方便執(zhí)行的角度去制定規(guī)則的。

這樣的模式也造就了人們對制度的不信任，人們不把精力放在推動制度變革上，而是放在如何突破現(xiàn)有制度上。人們遇到問題，會無憑無據(jù)的去猜測其中的陰暗面、去潑臟水。這樣又使得政府部門做事更加畏首畏尾，形成了惡性循環(huán)。

正常情況下應該是，大眾通過法律賦予一部分人權力，并予以信任。如果民眾有充分理由斷定被授予權力者營私舞弊，也會用合法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力。

編輯：朱涵瀟